20世纪80年代以降，对张爱玲的研究越来越多，许多学人都注意到电影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比如李欧梵、周芬伶、周蕾、李今、钟正道等，大家特别提到张爱玲对电影剪辑技术蒙太奇手法的借鉴和运用，但是却缺少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作为电影剪辑手段，蒙太奇名目繁多，张爱玲具体运用了哪些蒙太奇手法，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蒙太奇是法语Montage的音译，原来是建筑术语，是装配、构成、剪接的意思，后来被借用于美术和电影当中。电影的基本元素是镜头，而连接镜头的主要方式就是蒙太奇。“一位优秀的电影导演决不让他的观众随便乱看场面的任何哪一个部分。他按照他的蒙太奇发展线索有条不紊地引导我们的眼睛去看各个细节。通过这种顺序，导演便能把重点放在他认为合适的地方；这样，他就不仅展示了画面，同时还解释了画面。一个电影制作者的创造性也就是表现在这种地方。两部影片可以在情节和表演等方面完全一样，但由于剪接手法不同，结果可能塑造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揭示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面貌。”[1]19因此，一部影片从镜头的摄制开始就已经在使用蒙太奇手法了。就镜头来说，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如正拍、仰拍、俯拍、侧拍、逆光、滤光等，其画面效果不同。就不同焦距和摄影机距离拍摄对象远近而言，镜头的不同景别——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大特写等，所产生的视觉效果也不一样。同时，在连接镜头场面和段落时，编辑者根据不同的变化幅度、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情绪需要，可以选择使用不同的联接方法，例如淡、化、划、切、闪回等，也会产生不一样的视觉与心理感应效果。总而言之，拍摄什么样的镜头，将什么样的镜头排列在一起，用什么样的剪辑方法将镜头连接排列在一起等等，影片摄制者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就是蒙太奇。

电影最早进入中国上海，张爱玲从小酷爱电影，据她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回忆，有一次他们全家到苏州游玩，到苏州后张爱玲听说上海要上映一部新电影，她立即吵着要返回上海看这部电影，结果家人拗不过她，只好让张子静陪她回去。“一下火车就到了电影院，连看了两场，回来的时候我的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回来看，要不然我的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2]67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看好莱坞与国产片，到香港看“电懋”电影，到美国也跟丈夫赖雅一起看电影，她一生都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她在散文中提到“电影”两字可能有五十余次，提到的电影片名约几十部，看过的电影估计至少过百。最初张爱玲在上海文坛也是以影评投石问路。因为太平洋战争，1942年张爱玲被迫中断在香港的学业，回到上海，插入圣约翰大学文科四年级就读不久，便因经济窘困等缘故辍学而专事写作。为了谋生，住在常德公寓的张爱玲开始了卖文为生的创作生涯。起初，她给英文《泰晤士报》撰写了一些影评和剧评，后来又为英文月刊《二十世纪》写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影评。1943年她在上海发表了六篇影评：《妻子·狐狸精·孩子》《鸦片战争》《无题一》《婆媳之间》《无题二）和《中国的家庭教育），这六篇影评分别评论了“华影”出品的十二部影片即《梅娘曲》《桃李争春》《万世流芳》《秋之歌》《浮云掩月》《自由魂》《两代女性》《母亲》《万紫千红》《燕迎春》《新生》和《渔家女》。后来她将两篇英文影评“Wife Vamp Child”和“Mother and Daughters -in -law”改写成中文《借银灯》《银宫就学记》发表在1944年1月1日《太平》第三卷第一期和1944年2月7日《太平洋周报》第九十六期，后收入了1944年12月初版的散文集《流言》。看电影、写影评使她获得了许多电影方面知识，这些知识反哺她的小说创作，比如影片的审美追求、电影刻画人物的方法、电影处理时空转换的技巧等，对她后来的小说创作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傅雷是最早注意到张爱玲小说中运用电影手法的研究者，他当年的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说《金锁记》“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3]61。这实际上就是电影常用的“淡出淡入”剪辑法。傅雷点到时空问题，一下子就切中了蒙太奇的关键作用。因为不同时间的蒙太奇可以反复地描绘人物过去的心理经历与当前的内心活动之间的联系，使电影艺术家可以大大压缩或者扩延生活中实际的时间，造成所谓“电影的时间”[4]，从而获得比小说叙事时空更大的自由。张爱玲真正钟情的就是电影的时空转换技巧，而其小说创作对电影时空转换技巧的借鉴主要就是渐隐（淡出）、渐显（淡入）、化、划、叠印、闪回等镜头衔接技法的处理运用。她将电影时空转换技巧化用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不仅使其小说叙事时空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与灵活性，丰富了小说的叙事手法，而且使其小说特别具有电影的视觉效果与动感，被称为“写在纸上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