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电影运动是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发展壮大，显示了中共夺取新文化阵地的信心和力量，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在文化领域的延伸。中共与左翼人士及进步电影工作者密切合作，开展进步电影评论，组织进步电影创作，试图破除“明星制”，推动中国电影吹响时代号角，朝着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前进。

大革命失败后，针对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军事“围剿”和对白区思想文化控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苏区军民展开反“围剿”斗争的同时，在白区开展左翼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争夺文化阵地。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同年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以下简称“剧联”）也在上海成立。

193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市场，外国影片和国产古装、武侠、神怪、言情等低俗影片甚为流行，这一乱象引起了共产党人和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关注。鲁迅撰文指出：“欧美帝国主义者既然用了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惊异、胡涂。更旧之后，便又运入内地，以扩大其令人胡涂的教化”。①鲁迅：《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鲁迅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07页。 瞿秋白则抨击《火烧红莲寺》之类的影戏“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封建妖魔和‘小菜场上的道德’——资产阶级的‘有钱买货无钱挨饿’的意识”。②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856页。“左联”和“剧联”成立后，配合中共提出的“文艺为大众服务”主张，为开辟新的文化阵地，将电影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9月，“剧联”在《最近行动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左翼电影运动的方针、任务及策略，吹响了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向电影界进军的号角。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社会各界纷纷呼吁电影应担当起“猛醒救国”责任。制作出切合社会现实和富有进步思想的影片，成为各电影公司追求的目标，这为中共进驻电影界、加强与进步电影人士的合作提供了契机。1932年，由瞿秋白直接领导、夏衍等人主持的中共电影小组成立，并为进步电影制定了具体方案：“一、通过当时在报刊上已有的戏剧评论队伍，把重点逐渐转到电影批评”；“二、把当时在话剧界已经初露头角的、有进步思想的导演、演员，通过不同的渠道，输送进电影界去，培养新人，扩大阵地”；“三、翻译和介绍外国（主要是苏联）进步电影理论和电影文学剧本，来提高我们的思想艺术水平”。③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第231页。

上海明星影片公司首开风气，聘请左翼文艺工作者参与电影创作，宣称“时代的轮轴是不断的向前推进，电影艺术界不能抓住时代，于新文化之发展有所贡献，必然为时代所抛弃。”①明星公司广告：“1933年的两大计划”，《申报》1933年1月1日。成立了由郑正秋、洪深、黄子布（夏衍）、张凤吾（阿英）、席耐芳（郑伯奇）五人组成编剧委员会，负责电影剧本创作与修改。五人中，郑正秋、洪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人士，其余三人则是中共派驻电影界的重要代表。

在国产影片公司中，上海联华公司素有“新派”之称，公司提出“挽救国片、宣扬国粹、提倡国业、服务国家”的“四国主义”口号，表面宣扬振兴国片，实则带有为官方提倡的“教育电影”服务的色彩。阳翰笙、聂耳等左翼人士加入联华公司后，与该公司的孙瑜、蔡楚生等进步电影工作者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四国主义”制片方向，指出“四国主义”其实是“死国主义”和“锁国主义”。②阳翰笙：《向着新的方向前进》，《艺华周报》1933年第2期。 以聂耳为首的“联华同仁会”召开职工大会，抗议“四国主义”。公司不得不宣布取消“四国主义”口号，恢复“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口号。“四国主义”口号的提出和取消，实为联华内部两种政治势力斗争的体现，最终以进步力量取胜。

天一公司一向以追求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此时也顺应形势，意识到一二八的炮火“使得中国人民进一步的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文化运动之一员的中国电影，自从受了这次创深痛巨的教训，已获得了一条新路线”。③《天一公司十年经历史》，《中国电影年鉴》，1934年。先后聘请左翼人士许幸之、沈西苓、司徒慧敏、田方等，摄制了一批具有现实意义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