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导演反应着，中国电影不同的主流意识

电影从西方传入中国，自1905年开始，中国电影正式诞生。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电影在改革开放后的宽松文化环境、政治环境，以及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竞争合力作用下得到了空前发展。

以第五代电影导演为代表的，一批批电影创作人以电影为媒介，凭借其所处特殊文化环境，与复杂深刻的生活经验，开始了蓬勃的艺术创作。由于特殊的时空背景，中国电影界导演，以时间维度和总体呈现的意识形态，为标准被划分成几代导演。

每一代导演分别反应着，当前中国电影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如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其群体特征和影片风格截然不同。前者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罕见地展现出统一的意识形态。且导演极其渴望探索民族意识形态、民族精神，渴望通过电影表达强烈的反思精神。

在他们的电影中，极具形式感、反思性，主观性和意寓性贯穿始终，是长久压抑后情感的一泻千里。而后者的视线从高导的意念世界，回落到社会日常生活中来，着眼现实生活，其影片中自然透露出对小人物、生活场景的关怀和思考。

独立创新的姜文电影，在主体意识崛起时是被忽略的

主体意识开始崛起，关注独立的个体，边缘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进入主流视线。而在这种以代划分的主流电影中，一种独立的新的电影创作路线被忽略了，那就是姜文电影。

如是，当姜文导演无法准确地，被当前存在的电影体制模式，囊括且准确定位时，说明他的电影创作，已经超出了这种既定的划分框架。从创作方式与思想表达上，他都迥异于以“代”划分的导演群体。他为数不多的电影却体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

姜文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电影创作人。他经历了从文革时期到变革时期的，中国文艺思潮转型，又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思想。以丰富的阅历和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走出了一条不可复制的“个人电影”创作道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反应出，强烈的姜文色彩，反映出导演的主观思想。

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商品经济的现代性冲击下，作为导演，他坚持着电影创作中精英的、高导的艺术追求，面对“流行文化”与“大众”，在艺术自律与电影的“销售”中来回挣扎、摸索着前进。

事实上，他不是在当前中国电影文化环境下，唯一一名遭遇如此现实处境的导演。如何解决艺术自律与艺术需求的，理性转向这一“现代性”的内部矛盾，是当前范式下艺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必然遭遇的问题，也是现代环境下所有艺术家难以逃脱的困境。

大众文化与艺术精英化的内在矛盾，只是现代转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根本原因。以电影为例，有人将中国电影遭遇到的，来自如好莱坞电影等世界范围艺术形态的冲击，归结为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影响。

姜文的电影就是，其自律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相结合

这种结论无疑是从现代政治经济学出发，是对现象与直接原因的简单归纳，结论过于浅显。冲突表象的背后总是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

从哲学上来看，从现代性的哲学范式出发，笔者认为，具有艺术自觉意识的艺术家，内在地会对自身的艺术创作提出自律要求。

这种要求促使艺术家走向，精神的高塔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具有灵魂深度，同时脱离于现实生活的，这就造成了思想深度与习惯于日常的，普通人之间的距离。

而在技术的支持下，现代社会为普通人享受艺术作品，提供了大限度的可能，但思想的高度并非技术，所能辅助提升的，由此，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对象对艺术作品的差异欣赏。

而现代性下理性对一切的无差异性标注，为普通人争取了大的权力，使他们成为广泛的艺术对象，进而成了评判艺术标准的有力发言人。于是，当艺术渴望被认可的需求，压过了艺术享受本身的需求，艺术创作就不再以自身的标准为合法依据，转而投向“他律”的怀抱。

笔者认为，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自律的艺术，已经不再成为真正的艺术了，这是一个恶性的导向。同时，笔者寻根溯源，认为问题的哲学根源在于“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张力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