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冲

丹麦导演托马斯温特伯格的《酒精计划》（2020）去年和今年在多个电影节上获奖。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的名不见经传的电影《关于无限》（2019）获得了当年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 Lars von Trier 的另类作品《This House Is Made By Me》（2018 年）在戛纳电影节放映，遭到部分观众的抗议。 “影片结束时，整个电影院都空了一半。但剩下的观众却全场起立鼓掌6分钟，向导演致敬。”斯堪的纳维亚现代主义电影，从老一辈的约堡、伯格曼、德莱尔，到年轻一代的特里尔、温特伯格等，都在试图用图像来解释一种哲学或逻辑关系。 , 揭示既普遍又充满个性的视听表达。它不仅是物质的，而且具有深厚的创造力、灵性和引导性。

大学初期，李安受到瑞典国宝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处女之泉》（1960）的影响，决定走上这条电影之路。事后也是如此——李安在不同时期的电影中向伯格曼或《处女之泉》致敬。 《处女之泉》是伯格曼42岁时拍摄的一部作品，揭示了他在那个时期对信仰与人的关系的思考和肯定。在伯格曼后期的现代主义长片《面具》（1966）中，他探讨了人类社会伦理之爱“母爱”是否自然存在的普遍问题。影片中，拒绝说话、致力于沉默的伊丽莎白不得不戴上个性面具收敛并遵循幸福原则，将阴暗的自我隐藏在“个性2号”中，扮演非符合“第一人格”——共同标准的自我。 ，导致厌恶、恐惧和仇恨，也看到了存在的荒谬。影片结尾，导演让女主回归世俗社会，直面荒诞，像西西弗斯一样继续推着巨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终极英雄”。

亚里士多德认为英雄是“敢于做可怕事情的人”。这样的人在“认识自己”的前提下，承认“完美思想的世界”的存在。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 (Aki Kaurismaki) 的《火柴厂里的女人》(1990) 中的 Iris 是一个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好人：她爱她的父母，把她所有的工厂收入都交出来，她也很爱那个知识分子。但她的美貌却被她那寄生虫般的父母贪婪地利用——她的父母不让她爱美、打扮和跳舞，她的父亲甚至扇了她一巴掌以示惩罚。与知识分子一夜情后流产的事件反映了阶级差异的必然后果。女工爱丽丝单纯追求“真善美”，却被荒诞空虚的有序世界破坏了。认清真相后，她做出了取舍，以恶报恶，以“破坏”结束了秩序的恶性循环。考里斯马基之前的电影《罪与罚》（1983）与莱肯类似：他杀死了一名商人，该商人因证据不足而被汽车撞死并逃脱法律。他说他要杀人。不是这个“人”作为个体，而是“推翻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一个控制系统，一个“法律机器”、“官僚化”和“司法化”的控制系统。但和拉斯科利尼科夫一样，他伤心地发现自己打算杀死一只虱子，却没想到会变成一只虱子。世界不是由他的“超人”动机驱动的。少了一根“虱子”。考里斯马基的《希望的另一面》（2017）从信仰问题出发，带领人们穿越认知的荒凉之地，到达超越爱的彼岸。

“生-灭-代”循环

北欧现代主义电影导演在思考人类的普遍性时更倾向于将抽象概念带入视听，有时会用极端电影来处理“邪恶”、“死亡本能”等问题。思考并展示。弗洛伊德提出的死亡本能“也称为破坏本能、攻击本能或攻击本能。是一种破坏秩序，回到以前的生命状态的先天冲动。”它完成了“生成-在破坏-生成的无限循环和重复中，不断地发展和流转。

在丹麦导演苏珊娜·比尔（Susanna Biel）的电影《更美好的世界》（2010）中，在非洲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的伊利亚斯的父亲，有着尼采所鄙视的“左脸巴掌右脸颊”。奴隶意识”，告诉儿子和朋友克里斯“被打脸没那么可怕。”男孩克里斯经历了丧亲之痛，他为软弱善良的朋友伊利亚斯报了仇，并用了“死亡本能”对肇事者进行猛烈攻击，却让自己陷入了复仇的轮回，无法摆脱痛苦的境地。他走出“复仇”轮回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尤利西斯的“善良”，他冒着在最后一刻营救一对正在晨跑的母女，这让克里斯看到了真正的“力量”、“善良”和“善良”复仇。

拉斯冯特里尔的电影《这座房子是我造的》在讨论“创造”和“毁灭”时有这样的表述：“你能说腐败是好是坏吗？很多人我会说这是一种自然行动，归根结底是事物之间的化学反应。这是地球上生命的基本原理，所以这并没有具体的好坏。”电影。”丢掉了吗？”这样的台词探讨了“生灭”的无限重复和发展。

温特伯格的《潜艇》（2010）从儿童和青少年的角度反映了丹麦的社会问题：酗酒的单身母亲导致三个孩子的命运不同——因为两个青少年喝醉了疏忽大意，导致了孩子的弟弟窒息而死，这成为两兄弟生活的阴影。成年后，为了避免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吸毒的弟弟试图通过贩毒赚钱，陷入了不幸的重复和轮回。弟弟告诉弟弟他是个好弟弟，因为他“尽力了”，弟弟选择了自杀。在教堂的葬礼上，大哥和侄子马丁又见面了。 “马丁”是他和弟弟给弟弟施洗的名字。这对善良的兄弟试图改变他们的命运。一个在瓦解中绝望，另一个在绝望中凭借自然的“善良”找到了希望。从母亲到弟弟，悲剧重演，“好”也重演。温特伯格用“善”和“爱”的温暖帮助丹麦的“酒”“毒”等与绝望和破坏有关的社会问题。提供一种救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