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银幕上出现青年毛泽东在上海租界的街道与湖南家乡的树林忘我奔跑的身影，当观众与电影里的李达、王会悟夫妇一起数次面对窗户对面小女孩纯洁无瑕的眼神，或者，当故事进行到“一大”代表及先驱者们的壮烈牺牲、何叔衡眼角的泪光及转身跳崖的生死一瞬，电影《1921》便生长在观众的心里，获得了一部电影该有的思想和灵魂。

显然，《1921》虽然讲述特定年代的历史，却呈现了多重时空的人的命题；既具理性的政治电影色彩，又富感性的艺术电影气质。与其说《1921》是一部为建党一百年而拍摄的献礼片，或为“七一”节庆档期而制作的新主流电影，不如说是一部凝聚着监制/导演黄建新的电影观念、生命体验和创新冲动，并建立在以《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为代表的节庆献礼片与新主流电影基础上，一步一步走向一种整体思维的中国电影。

所谓整体思维，是指在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物我同一与主客归一的浑融境域中整体把握宇宙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些杰出作者，如郑正秋、欧阳予倩、卜万苍、吴永刚、蔡楚生、费穆与李翰祥、胡金铨等人的电影观念，均可与整体思维观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从监制/导演《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等影片开始，以至从电影工业体系的职业化角度认定自我的制片人（监制）兼导演身份开始，黄建新就在探索一种从天人、人人和物我、主客等关系视域出发，将创意、生产与传播、接受联系在一起，试图弥合政治、商业与艺术、先锋电影之间的巨大裂隙，并将历史理性与现实感性相结合的一种独特的电影影像系统。正是通过对电影的工业体系、结构联想与潜意识对位等方面的持续思考，黄建新不断展开节庆献礼片与新主流电影的创新实践，并从整体上提升了中国电影的思维水准。

一、政治电影是最大的商业电影

诚然，与此前许多节庆献礼片一样，《1921》也是一部特别定制的、具有命题作文性质，因而被赋予了明确的意识形态标识和政治宣传使命的电影作品。但毋庸讳言，它也必须被纳入当下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甚至世界电影工业体系之中，在中国以至全球的电影院里接受观众的选择和票房的检验。

这一内在规定性，对包括《1921》在内的大量节庆献礼片和新主流电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走出主旋律电影或主流电影忽略甚或无视其艺术本体及其视听特性的误区，在与最大多数的电影受众展开交流对话的过程中，达成其潜移默化的宣教和驯化功能。结合最近一些年来特别是当下大量节庆献礼片普遍存在的问题，如观念落后保守、艺术表现平庸、观众门可罗雀的一般状况，这一要求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刻不容缓。

《1921》剧照事实上，早在二十年前，亦即21世纪开始之初，在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电影工作报告里，就已经出现了“市场话语权是最大的政治”一类的表述；而在十年前，在就《建党伟业》所展开的一次对话中，作为编导之一的黄建新也大约接受了“政治电影是最大的商业电影”的观点。在他看来，“主旋律电影”和“主流电影”等概念需要予以批判性地辨析。但正如好莱坞电影一样，电影本身即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而节庆献礼片原本就是政治电影。无论商业电影，还是政治电影，在中国必然都有很大的商业市场。

正是由于比较深入地认识到工业体系下电影制片人（监制）的不可或缺，黄建新不仅身体力行地加入制片人（监制）行列，而且在各种场合强调了制片人特别是“职业化”制片人和专业性电影工作者之于中国电影工业的价值和意义。其监制/导演的影片尤其节庆献礼片，不仅能够赋予自己或其他导演以相对自由的艺术创作氛围，而且能够在项目运作中较好地整合必要的政治智慧、商业智慧和艺术智慧，填平三者之间一直存在并且很难消弭的落差，达到既叫好又叫座的效果，不仅为节庆献礼片与新主流电影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优化沉疴积弊的中国电影生态。

《1921》也不例外。从对历史事实的处理态度而言，影片显然继承了从《建国大业》开始已确立的“小事不拘，大事不虚”的创作原则，但也力图突破此前以“时间”和“事件”为中心的编年史体例，转而以“空间”和“人”为中心，辗转于维也纳、莫斯科、巴黎、东京与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围绕李达、毛泽东、何叔衡、刘仁静、张国焘等13位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和嘉兴南湖的建党活动，并将其纳入更加深广与生动的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与上海独特而又复杂的租界背景，将历史、传记、政论、青春与侦探、黑帮、惊险等类型影片的多种元素整合在一起。如此一来，既能凸显思想的深度与理想的光芒，又能渲染性格的魅力与生命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尽可能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观众的欣赏趣味和接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