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电影崛起？

◎圆首的秘书

大师二封金棕榈

本届戛纳电影节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凭借其新作《悲情三角》第二次获得金棕榈奖。五年之前，奥斯特伦德已经凭借《方形》获得该奖，彼时的他年仅43岁。有趣的是，上次获奖时恰逢戛纳电影节70周年，组委会特别制作了一座镶钻奖杯；这次恰逢75周年，组委会又特别制作了一座粉色玫瑰石英18k金镶钻奖杯，两座特别奖杯全部被奥斯特伦德收入囊中，也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史上最幸运的双金棕榈获奖者。

唯一的例外是《莱拉的兄弟》，影片不仅对伊朗社会底层家庭进行了全方位深入细致的描绘，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国对伊朗制裁下社会底层的安全感在何种程度上被破坏，以及传统的父权家族制下女性卑微的生存处境。这种表达既与法哈蒂式的社会情节剧拉开了很大距离，也与我们对其他伊朗电影的认知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也正因如此，影片也获得了影评人协会颁发的费比西奖。

性别、种族、阶层

种族和难民问题依旧在欧洲电影议题中占重要位置，而这个问题往往又和社区、阶层等问题伴生，在创作者的思考里形成更加多元、复杂的社会关系批判。在克里斯蒂安·蒙吉的新作《核磁共振》里，两个斯里兰卡务工人员在罗马尼亚一座小镇掀起了巨大波澜，男主角本人也是因为在德国务工期间遭遇辱骂后返回小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复杂的阶层、性别、宗教构成，以及极右翼力量如何一步步扩张自己的地盘，将那些看似无辜无害的平民化为任其驱使的恶魔。

第75届戛纳电影节日前落下帷幕，这也是电影节三年来首次如期举办。随着法国新冠疫情的逐渐好转，各种限制次第取消，这一届戛纳终于恢复了往日盛况，参加人数相比去年大幅提升。作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电影盛事，戛纳电影节云集了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质量最高的艺术电影和作者电影，其主竞赛单元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好莱坞之外世界电影产业的一大风向标。

疫情与精神症候

实际上，是枝裕和、朴赞郁、宋康昊都是多年以来戛纳的座上宾，不仅部部新作都会入围，还会受邀成为评委会成员，因此获奖于他们而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与其说获奖意味着亚洲电影“崛起”，不如说是《寄生虫》获得金棕榈之后，欧洲对亚洲电影迟来的祝福和认可，而这种认可必然延续着欧洲电影节在选片上的“策略”和“定见”。

中东方面，本届电影节主竞赛选择了三部伊斯兰电影，除了上文提到的《圣蛛》之外，还有《天堂来的男孩》和《莱拉的兄弟》。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三部作品当中只有《莱拉的兄弟》由伊朗本国制片且导演来自伊朗，其余两部影片的主要制作资金都来自北欧，且创作者均在北欧入籍或定居。因此，戛纳对亚洲电影和电影人的发掘，本质上仍然是以支持欧洲电影为最终目的。

除了力捧几个世界范围内的顶级中生代电影创作者，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蒂里耶·福茂也在持续从他的“嫡系清单”中适时地推出新人。不过从这几年的发展趋势看，虽然新人不少，但真正能够称得上“新秀”的却寥寥无几。他们的新作往往缺乏成名首作所展现出的勇气和能量，水平上存在一定波动。

在外务工者往往遭受着极其不公的待遇，有时甚至要冒上生命危险，比如在达内兄弟的《托里和洛奇塔》里，两个从加纳来到比利时的主角只能在餐厅里卖唱为生。但这还不是他们的主业，为了更快地赚钱还给穷凶极恶的偷渡协助者（讽刺的是这些人竟然来自社区教会），他们只能帮比利时本国人做起最肮脏的生意。影片最令人震惊之处在于，通常在他们作品里占重要比重的道德困境被彻底抹除，剩下的只有潜伏在黑暗当中的威胁和不断行动却对威胁毫无所知的主角。这也使得《托里与洛奇塔》成为一部心理惊悚电影而不再是他们的拿手好戏道德剧，颠覆性的创作力在夹缝中生长出妖艳的花朵。

绝非巧合的是，主竞赛单元与《驴叫》共同获得评审团奖的《八座山》和导演双周单元的获奖作品《山》都以“山”为题，特别是在《山》当中，男主人公远离尘世，在雪峰之间发现了一种未知的发光生物，并在神秘生物身上获得了一种可以让手臂透明发光的超能力。萍水相逢的女主人公并未对此产生恐惧，而是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前所未见的“缺陷”。这无疑是在提示观众，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任何疾病都不足以让人们彼此隔绝，也许新冠疫情令人恐惧的病毒还将成为人类新纪元的“启蒙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