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的创作方式可以如是概括：从某个演员身上得到人物的灵感，进而编上配角和剧本大纲；从人物性格出发，在摄制过程中思考情节走向，拍摄多种可能性的素材；最后在剪辑台上，对素材碎片进行选择性串联，形成一个最符合人物性格的故事。

在王家卫这里，电影是一种沟通。可能它最开始是一种输出，团队将自己认为好的作品创作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希望让外界了解。有人愿意了解，才算进入了沟通的进程。王家卫其实很关心市场的需求，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有大牌明星，有当时流行的类型电影元素，这些是票房的保证。他会认为自己的电影其实蛮“商业”的，大概出于这点。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陈雯卿

人物和情节的编写之外，他与摄影师杜可风默契配合，用风格化的摄影塑造感觉。《堕落天使》中短焦广角的摄影方式，以逼仄感表现人与人间咫尺天涯的关系，早已被广为讨论。《花样年华》中，张曼玉和梁朝伟在狭窄楼梯上的每一次相遇，都被以慢动作的方式录制下来。“一切都围绕某个空间，某种心情，我想用慢动作捕捉这一切。”在重复性的相遇中，人物的心情却已随着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按照王家卫的话来说，那些细微的改变就是“人生幽微的真相”。

王家卫的电影非常依赖感觉，有人会觉得他拍片叙事性不足，一两个小时下来，不能明白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但人们往往会承认，他在电影中构建的氛围是如此迷人，那种强烈的情绪和感觉总能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就如同听到Perfidia的音乐响起，眼前便出现《阿飞正传》中潮湿的热带雨林、火车车厢、昏黄旧屋，心里扬起不能停歇的追逐感与孤独。

如王家卫的电影一样，这本访谈录依旧金句迭出，但离开了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日常交流中的王家卫颇为直接。他坦言，自己平常并不会像《重庆森林》里的人物那样讲话。这再次构成了一种有趣的矛盾：他在作品中以写意的深邃建构意义，却在生活中用白描的坦诚解构意义。《王家卫访谈录》的封皮上有“《花样年华》《重庆森林》标配读物”的语句，的确是非常有益的建议。电影作品与日常表达，是这位导演的两个迥异的侧面，它们的互动与交融，一道构成了王家卫充满魅力的人格。

从这一角度看，王家卫故事中的人物是符号化的。他命名角色很随意，《重庆森林》《堕落天使》用数字，《春光乍泄》用摄影助理的名字，《东邪西毒》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角色名，但故事和内核都与原作没有太大关系。他的人物不由具体的经历构成，而由独特的个性和普适的人性构成。他们只是电影世界的符号，为故事的价值体系服务。情节也是如此，人们觉得王家卫的叙事碎片且跳跃，因为他总是隐去事件发展的细节，只呈现人物性格推动的现象和结果。他的故事像一个精炼的推导公式，人物是元素，情节是逻辑，结果是对社会问题和人类情感处境的洞察。

电影是沟通的艺术，它欢迎来自不同人群、不同侧面的理解。但人们不免会好奇，外界的讨论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于导演的初衷？

理解王家卫和他的电影，需要更多倾听他的内心想法。最近出版的《王家卫访谈录》提供了一个在标签化认知外，走近电影作者王家卫的机会。作为简体中文世界的第一本王家卫专访合集，本书收录了近30年来的20篇王家卫访谈，内容涉及王家卫编导的所有电影。在这些访谈中，王家卫不仅谈电影的台前幕后，也谈钦佩的影人，喜欢的电影、文学、音乐作品，谈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心态变迁。

在创作的过程中，人物是王家卫电影的驱动核心。他既像一个创世者，从无到有创造人物和世界；又像一个科学家，平铺所有可能性，在不断尝试和实验中选择最合理的那一个。

他创作的故事走向也随着自己主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东邪西毒》以前的东西比较沉重一点，到了《重庆森林》我已经开朗多了。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毛病，你生活在现代社会里不可避免地面对一切，你最后只好自得其乐，不需要那么沉重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的沉重感是因为自己不够成熟，到现在很多事都可以放开了。”

但王家卫的目的一定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我一直强调要找一个空间，要明白自己的观众量有多少，然后在这观众量的预算中，做一些自己想做的戏，不要勉强自己。”他不会为市场而妥协，而是尽力做到协调和平衡。其实在他那里，“市场”、“商业”既不是艺术的对立面，也不是黑白分明的标签。“我想一般人看商业的定义颇狭窄……市场是需要不同的东西与办事的方法。”所以，他会承认“叫座不叫好”的导演王晶的电影的价值。无论这是否是采访中的场面话，至少王家卫看待商业市场的态度是颇宽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