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 7 月 24 日，坐落在全球 190 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举起了手里的 DV、相机，记录下自己平凡而又特殊一天中的琐事。

▲《浮生一日》海报。图片来自：IMDb

随后，他们把这些视频送给了著名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和托尼?斯科特（Tony Scott），再经由执行导演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的构想与处理之后，催生出了《浮生一日（Life in a day）》的纪录片。

这 4500 小时的素材，并没有经过演绎和艺术创作，而是依据时间线挑选、拼接，再配上 BGM。

▲《浮生一日》片段。

本以为这如此单调的处理方式会枯燥无味，毕竟从单个片段来说，它再普通不过，没有任何电影工业的痕迹，没有特别的光影、质感或者构图。

▲《浮生一日》片段。

但如同排比句式的《浮生一日》，却迸发出了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力量。原本普通平凡的时刻，聚在一起，就变成了五花八门，五光十色，璀璨多姿。

时隔十年，2020 年 7 月 25 日，坐落在全球的 192 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再一次做了相同的事。只是，这次三十几万小时的素材，更多的是来自智能手机。

▲《浮生一日 2020》海报。图片来自：IMDb

而 2020 版的《浮生一日》还未上映就直接入选圣丹斯电影节。

很多人说第二部《浮生一日》的手法少了几分细腻，且充斥着 vlog 式的镜头，缺少了故事感。但这部由所有人共同创作的「电影」本来就是当下的流行媒介内容，智能手机普及让更多人参与到了创造的过程之中。

▲ 《浮生一日 2020》片段。

传媒学者麦克卢汉指出，一个时代最有意义的内容并不是媒介讯息，而是特定媒介时代所使用的工具，以及由这种工具所焕发的新的可能性。十年前后的《浮生一日》就是由智能手机普及所带来创作创新的一个好例子。

其实，不仅是《浮生一日》这个耳熟能详的项目，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数字化影像技术的发展，「手机电影」逐步走向前台，而电影与大众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去年，vivo 与 FIRST 青年电影展就对「手机电影」做过相应的探索，推出了超短片大赛，鼓励人人参与和表达。

而今年，秉持「人人都是创作者」的实践理念，vivo 再度与 FIRST 青年电影展携手开启了第二届超短片大赛，更深入地探索影像的实验性表达和视听语言的审美边界。

为什么只有 5 分钟？

导演贾樟柯曾说：「短片是电影最初的形态，电影史本身就开端于短片，90 分钟的长片则是电影商业化后的产物。」

诸如克里斯托弗·诺兰、詹姆斯·卡梅隆、马丁·斯科塞斯、斯坦利·库布里克、大卫·林奇、罗曼·波兰斯基等导演在成名之前都有着十分惊艳的短片作品。

▲ 1997 年诺兰所拍的短片《蚁岭（Doodlebug）》。

而这些导演之后拍摄的 90 分钟、120 分钟长片之中，也掺杂了许多在短片中尝试的手法。像是诺兰在《盗梦空间》就「借鉴」了自己 1997 年拍摄的《蚁岭（Doodlebug）》，二者有着十分相似的嵌套叙事结构。

可以说短片一直都是创作者逐步靠近电影艺术的可靠途径之一。更别说在短视频爆发的当下，大部分人的观影方式正在逐步改变。

2020 年 vivo 联合 FIRST 青年电影展设立超短片单元也是基于如此大方向上的考量。而对于 vivo 一个手机厂商来说，持续关注超短片大赛，一是顺应移动影像文化崛起的潮流，二是专业的影像竞赛会反哺 vivo 影像技术，也符合在影像长赛道的战略布局。

超短片的体量，尤其是 FIRST 限定的 5 分钟时长，相对于 90 分钟的长片来说，它门槛更低、成本低，很适合电影创作者进行实践与晋升。

同时，5 分钟的长度或许也可能是个「骗局」，如果你想创新，做实验，或者想要讲好一个故事，那这 300 秒的每一帧都很重要，对短片的内容需要很精准地拿捏。